靠一支审批的笔去放权，靠一个干预经济的部门去取消审批制，听起来就很不现实。

全球化的经济力量不过是主动利用了中国体制的这个天然缺陷罢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贸易总额迅速攀升，世界贸易组织的统计表明，到 03年，中国的进出口额已经跃升为世界第四，世界第三。

作为全球化的核心意识形态，消费主义首先是从意识上，然后才是从经济上将中产阶级从民族国家内部分离出去，从而成为世界的中产阶级。换言之，他们可能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只能维持简单再生产并被固定在世界经济体系价值链的低端而无法向上游移动半步。我们不能怪国际资本太狡猾，太贪婪，只能怪自己太愚蠢。显然，他并不是惊奇于中国的竞争力，而是惊奇于我们竟然能够如此轻而易举地逾越现代资本主义的伦理底线，向着野蛮、冷酷的原始资本主义时代倒退。起码，保护环境的呼吁在中国是合法的，而保护劳动者权利的呼吁则是事实上不合法的。

这真是一种绝妙的历史雷同。然而，在整个转轨时期，尤其是90年代，中国在全球经济竞争中一直固守着一种政府中心主义的战略姿态。【编者按】：作为全球经济的增长动力，中国经济的放缓引发诸多关注，这是周期现象还是长期趋势，对于中国经济的冲击几何，合理的应对应该如何呢？FT中文网对于这一议题持续关注，近期也邀请不同意见领袖对此发言，期待以争鸣探索有益的公共讨论，专题链接可见《中国经济放缓》。

在创造了人类历史上最有意义的经济增长奇迹之一后，中国经济是否还能保持高速度增长，成为举世瞩目的话题。对增长速度预测与判断的意义在于为未来做准备。届时，中国不仅早已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中国人民的人均收入水平也会步入高收入国家行列。首先，持比较谨慎或悲观态度的人认为，那些经历过快速经济增长并跨越过中等收入水平的经济体，都先后转入了低增长速度阶段。

无论是Eichengreen等定量分析使用的历史个例，还是林毅夫教授引用的几个实现了后发优势的经济体，都没有完全考虑中国社会未来20年及更长时间内所将面临的人口变化的挑战。人口老龄化对增长的影响 人口老龄化显然不会是决定经济发展唯一的、甚至是最重要的因素，但它会从哪些方面对中国未来经济增长产生影响呢？如果按经济增长的最基本要素来分析，人口老龄化对劳动力与资本投入都会产生显著影响。

尽管退休年龄在未来会不可避免地被推延，但劳动力尤其是年轻劳动力人口的绝对与相对的减少已是大势。按照比较乐观者的预言，即中国经济能够以8%的年增长速度持续20年，那么中国的经济总量将实现近5倍的增长。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与以往高速增长的经济体（包括亚洲的成功案例）不同，中国将会站在完全不同的人口老龄化起跑线上该主导模型的最大挑战来自于行为经济学家，后者呼吁以智人，而非理性人为基础得出经济理论和政策。

2013年《经济行为与组织期刊》发表题为作为经济学和公共政策一般理论框架的进化论的特刊，其中表明该项目已经有了成果。进化研究所一个多年项目就是反思经济学，为此，我有幸在埃莉诺逝世之前与她和她的博士后助理迈克尔?考克斯合作了几年。政策都来自于生发于哲学、社会科学和实践经验的各种观点的大杂烩。特刊中的13篇文章为姗姗来迟的研究范式转型奠定了基础。

虽然该理论复杂且需要过多假设，但是仍旧让瓦尔拉斯论断得出看不见的手猜想的数学证据。进化论思想可以提供一种方法，在自由放任和笨拙管制之间找到一条智慧的中间途径。

这种进化模式会对传统经济理论当中根深蒂固的假设构成挑战，这些假设甚至不被视为假设。在多层次等级结构的每一个阶层之上，利己行为可能会逐渐破坏更高层次行为的表现。

19世纪末，法国数学经济学家里昂?瓦尔拉斯渴望创造出一种与牛顿运动定律相当的社会行为物理学。对个人有利的不一定对家庭有利，对家庭有利的不一定对家族有利。每个人都在努力最大化自己的绝对效用，这也会最大化社会作为一个整体的效用——其中没有任何调控。有人认为形式数学理论可填补这个巨大的理论真空。例如，一般均衡模型假设每个人都努力最大化其绝对效用，但是自然选择是以相对适合度为基础。他表示，没有监督者的干预，市场本身运转中会出现一双看不见的手。

这类思想看起来可能与经济学和公共政策相距甚远，但可适用于核心经济观念，特别是在大家都记得进化论包括对文化进化以及遗传进化的研究之时。如果人类在经济体系中的行为能以与牛顿力学相同的准确度作出分析，这将会成为一流成就。

19世纪英国著名经济学家约翰?斯图尔特?穆勒在其文章《政治经济学定义》中写道，理性人是对人的一种武断定义，即认为人必定会做一些事，并用最少劳动力和最小的自我牺牲来获得最大量的必需品、便利和享受。事实上，生物世界自身也存在一双看不见的手。

然而，经过更多时间的打磨，经济学家可能会发现他们认同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的观点，后者在1859年初次看到达尔文理论时说：我以前怎么没想到这个理论呢。这包含四个并行的问题，分别与某种特征的功能、历史、物理机制和发展有关。

例如，生活在沙漠中的物种一般都拥有沙的颜色。不论19世纪经济学家的想象有多诱人，发明社会行为物理学的想法从一开始就注定失败。生物学的所有分支都是通过这个方法统一的。我们也认为，这些原则可归纳为一般结论，适用于更大范围的群体，而不只是试图管理公共资源的人群。

18世纪政治经济学先驱亚当?斯密认为在没有监督的情况下，经济有自行运转的方式。奥斯特罗姆是一位接受过训练的政治学家，甚至在政治学家中她也是一位门外汉（根据其自己的描述）。

此外，这种特别的机制部分是基于物种的世系（历史解释），并且会在有机体生命周期中通过各种方式发展（发展方面的解释）。他们还没有提出自己的一般性理论。

不过，到目前为止，行为经济学家只是列出了一系列在一般均衡模型背景下异常且矛盾的异常和悖论，就像无法逃脱母星轨道的卫星。共产主义则展示了另一面的危险，即过多调控必将给经济带来停滞。

对国家有利的不一定对全球环境或经济有利。大多数社会科学家都认为理性人与人类几乎没有关系，然而，直到现在，一般均衡模型仍在经济思想和政策方面占据主导地位。有机体生存和繁衍绝对优势有多大并不重要，唯一重要的是对于运用其它策略的有机体有多大的相对优势。那么进化论能否做得更好？当然，经济学从一开始就一直迫切需要跨学科干预。

]来源：观察者 进入专题： 金融危机 社会达尔文主义 。我们已经到了令人绝望的时刻：金融危机出现，暴露出大家对于经济体系的基本理解严重不足。

如果人类社会中也有看不见的手，其中原因是相似的历史选择，首先是在遗传进化期间的小规模群体层次上，其次是在文化进化期间的较大规模群体层次之上。1874年，瓦尔拉斯发明了这样一个理论，被称为一般均衡模型，但是这个模型存在致命缺陷。

例如，欧盟就是从一个低层次实体努力发展形成了一个高层次社会组织。不过，进化论确实引导出一个有关看不见的手的可行概念，只是这个概念与受到普遍承认的经济理论有所不同。